Anthropic 拒籤與Meta雙軌發聲：美國AI產業在開放權重上的聯合與分裂

# 拒籤聯名信與Meta另發聲明 美國AI產業開放權重路線裂痕加劇

在圍繞是否限制中國開放權重模型的激烈辯論中，英偉達主導的聯名信雖聚集了超過130家企業支持，卻未能掩蓋美國AI產業內部的深刻分歧。Anthropic CEO以個人名義撰文拒絕簽署，Meta CEO扎克伯格則於次日發表署名文章為開源路線辯護。接連的獨立表態，將美國AI產業在開放權重議題上的聯合與分裂同時擺上檯面。 近期，中國開放權重模型（如Qwen、DeepSeek、Kimi）以低成本高性能對美國閉源API商業模式構成壓力，是否限制中國模型成為美國AI產業的爭論焦點。英偉達、微軟、Meta等巨頭與數百個初創公司聯合反對全面禁止中國模型。英偉達CEO黃仁勳主導的聯名信列出133家公司名單，試圖塑造“產業一致”的印象。但OpenAI加入聲援後，Anthropic成為唯一尚未簽署這封信的重要AI實驗室。 為此，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於7月27日以個人名義發布長文，作出獨立表態。他沒有加入聯名信，而是直接回應相關指控。Amodei開門見山明確“Anthropic從未主張禁止開放權重模型”，但隨即將立場與聯名信區分開來——他反對的不是開放，而是“無差別開放”。 Amodei認為，監管焦點不應停留在“開放還是閉源”的簡單二分，而應轉向模型能力與生產流程。他明確不同意聯名信中的兩個主張：一是“開放權重模型必然有助於安全防護開發”，二是“廣泛獲取技術對防禦方更有利”。他認為事實可能恰恰相反。 他以生物風險作為例子：足夠強大的AI模型可能幫助不法分子利用可得材料製造引致全球大流行的病毒，而防禦即使順利也需要多年時間。他強調這種攻防不對稱性，開放權重機制會加劇而非改善，是否屬實應通過測試確定，而非事先假設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Amodei在文中專門討論中國前沿模型並將其與西方開源模型區分開。他關注的是“具有危險能力的前沿模型”，而非所有模型。他的框架將辯論焦點從“禁止中國模型 vs 允許一切模型”的二元選擇，轉移到基於實際功能的監管體系。若被美國政府接納，將改變AI監管方向。 不同於Anthropic的獨立立場，Meta是黃仁勳聯名信的首批簽署方之一。但Meta的商業處境不同。Meta在多個前沿模型類別落後於OpenAI與Anthropic，冗長審批流程可能令差距更難縮小。Meta希望通過消費產品和設備加快開發、擴大分發、減少集中審批。 因此，Meta CEO扎克伯格採取“雙軌發聲”。7月28日他在《華爾街日報》發表署名文章《人工智能的未來屬於每個人》，7月29日又接受《金融時報》和《紐約時報》採訪，明確表態美國封禁中國AI模型“不是有效的解決方案”。他從哲學層面為Meta持續與DeepSeek、Qwen等中國開放權重模型形成“全球開源陣營”提供道德合法性。 扎克伯格文章的核心命題是：“這個時代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超級智能是否存在，而在於誰將擁有使用它的權利。它會是集中化並限制在少數機構手中，還是成為賦能於所有人的工具？”他認為，集中控制AI比AI失控更危險，把超級智能交給少數機構，它們將不可避免主導經濟、科學與政治，即使初衷是善意的；真正的AI安全不來自集中，而來自制衡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Meta是唯一未參與華盛頓自願模型審查流程的美國大型AI開發商。扎克伯格的最新言論進一步印證了，Meta的缺席與其整體政策立場越來越一致。 將Amodei與扎克伯格的文章對照，可以看到美國AI產業在開放權重問題上的真實光譜。兩種立場的交集在於都不同意按來源國全面封禁中國開放權重模型。但分歧在於監管工具：Amodei主張使用能力門檻限制“中國來源的強模型”，並配合“強制安全測試”這類技術性工具，而非政治性的來源國禁令。扎克伯格則主張生態擴散與權力制衡，通過讓美國開放權重模型在全球擴散、與中國模型競爭，用市場優勢而非行政禁令贏得AI領導力。 整體而言，美國產業界對來源國禁令的強烈反感，為中國開放權重模型（Qwen、DeepSeek、Kimi、GLM）通過Hugging Face等平臺全球分發提供了產業層面的保護傘。只要BIS替代規則不走“來源國禁令”路線，中國模型的全球可及性就可以維持。 然而，Amodei推動的“能力門檻+強制安全測試”路線若被寫入BIS規則，即使中國模型因發布豁免跳出ECCN 4E091管制，前沿中國模型在發布前仍可能面臨跨境安全測試要求。這是中國AI企業需要警惕的“精準脫鉤”路徑——一種更精細、更難規避的管制工具。 有觀點認為，中國AI企業需要利用當前窗口期，重新評估“開放權重”戰略的長期可持續性，並對可能的技術性管制提前做出預案。美國AI產業的內部分裂，既是機遇，也是不確定性的來源。